上世纪60年代底左右，正值“文革”期间，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革委会，在岐山县东北部深山区的南木川（时为祝家庄公社所辖）办起了“五七农场”。    农场是由刚从“牛棚”（指关押改造，非法剥夺“牛鬼蛇神”人身自由的场所，简称“牛棚”） 里解放出来的人员，包括所里中层以上的干部和许多执行“极左”路线下被划出的所谓“牛鬼蛇神”无辜群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办的。农场一般半年为一期，每期20余人。几期后“牛鬼蛇神”都改造过了，就轮到一般干部和青工了。    我1965年从中国科技大学电子物理专业毕业后即到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工作。9月刚到所里报到，就去商洛专区洛南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1966年底。1967年春节后才进入所里的第五研究室。由于我下乡参加过“四清”和“社教”，自认不属温室里的“花朵”，愿去“经风雨见世面”的，所以我倒是自愿申请去农场的，从1971年的2月到8月在南木川农场渡过了一段时光。    农场有坡地200余亩，分布在几条沟里。大家每天早出晚归，总是脸朝黄土背朝天，背着太阳下山坡。午饭由专人送到地里。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做饭和烧炕都用树枝，大雪天进七步沟砍柴，带着手套的双手也冻红了。晚上睡热炕，听讲故事；春天赶牛犁地下种，出苗后施肥除草。农场只种玉米，要吃白面则要翻山越岭到50里以外的麟游县城。每辆架子车配三个人，中间驾辕的有时是一头黄牛，起初很长的一段路是小路，要多次横穿小溪，大家经常趟着冰冷的河水，头上却大汗淋漓。每人身穿一件破棉袄，腰系一条麻绳，其外形比当地的山里人还要“土”！    在远离闹市的深山中，听不到汽车的喇叭声，没有喧嚣的尘土，也没有“文革”中曾出现的“刀光剑影”，“派性斗争”。农场就像一个“世外桃源”，出奇的安静！每天除工作外大家关心的是“今天吃什么”？尽管条件很差，农场却像一个大的家庭，让我们和睦相处，相互帮助。                    曹家沟设“兵站”“大使”忙得团团转    农场总部设在南木川的一排旧林场的房屋里。门前有一条不足一米宽的小溪。由于地处偏僻，研究所常用大卡车将农场所需一切物资运到位于山口的岐山县曹家沟村的“兵站”，然后派出农场几乎所有劳力，以肩挑背扛的原始方式，进行“蚂蚁搬家”。曹家沟距“南木川”约30里，农场在曹家沟兵站则设有常驻“大使”。我那一期的“大使”由赵积来（后来的研究所光电子部部长）担任。他负责看管所有物资并接待来往农场的员工，工作也不轻松。     记得有一次，我们男劳力下山背化肥，每人一袋（50斤）。起点是曹家沟，终点是农场养牛的牛场，离农场的耕地较近，不需要翻越陡峭的百斗坡。对于体力较强的人来讲，背上50斤重物步行三十几里，还不成问题。对于长期坐办公室体质较差的人，可就犯难了。原在所里器材科工作的刘生荣身体单薄，化肥一放到背上，脸色大变。刚走出曹家沟的村口，就像喝醉酒的人一样，摇摇晃晃的样子真叫人担心。这时每人都要坚持，谁也帮不了谁。唯有体力强的人加快步伐，争取早点到目的地，再返回来接他们。我当时不到30岁，基本上算强劳力。和我走在最前面的还有陈良益（196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光学系，后来曾任光学工程部主任，国内光学界知名的专家）、青工张惠儒(光机所技术较高的木模工）和工人张双平。我们一路几乎不歇，到达目的地放下化肥，喝了几口冷水，立刻将自己带的水壶灌满，向山下跑去，结果在半山腰碰到两位已累得不行的同事，我立刻递给刘生荣水壶，两手取下他背上的化肥，他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声“谢谢”，一屁股坐在地上，抱着水壶咕咚咕咚的喝着，仍不停地大口喘气。另一位是年纪稍大的袁祖扬，同样经历了艰难的考验。                       下山易，“百斗坡”上乘“雪梯”                     返场难，“石峡关”前刨“冰山”     一天清晨，遍地披上白皑皑的银装，北风呼呼地吹，溪水仍静静地流着。20多个人影正在翻越“百斗坡”。头一天的大雪已掩埋了所有的道路，两旁的灌木和杂草上全部挂满了白色的冰花。有人在前面带路，大家一路欢笑着往上爬。    这是我刚到农场的第二天，上一期的场友整理好行装踏上回西安的旅程了。回家的心情自然是好极了！他们要翻“百斗”，过“石峡”直奔曹家沟，然后被所里的卡车送回西安。农场派我和几个人送他们下山。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到了山顶大家都傻了眼！泥土路面被白雪覆盖着，看不清脚下的路况，一踏上去便向下滑去。胆大的人便一边走一边溜，胆小的两腿不听使唤，踩在什么地方都站不住。我身边的一位女同事，一手死死拽着我，到滑的站不住了干脆屁股坐在地上，像小朋友坐滑梯，弄得满身都是雪，好不容易大家才安全到达百斗坡底。接下来的路较好走，沿着小溪边的小路行进，虽然地很滑，但比下山好多了，只是路过“石峡”要小心。一块很大的石头突入到溪水旁，路过时要用双手趴在石头上才能过去。平常石头是干的还好办，这次虽然下了雪但还没有结冰，我们下山时也就轻易过去了。    从曹家沟返回农场时已是下午两三点了。天上阴沉沉的开始飘起小雪花，气温也降了一些。早上一路欢笑的长长的队伍不见了，只剩下我们下山的5个人了。路经“石峡”时，谁知石头上已结了一层冰，滑的两手搂不住了，稍不注意极有可能掉到冰冷的溪水中。我们昨天才到农场，对路线不熟悉，今天第一次下山就遇到这倒霉的天气。我们5人中的殷宗敏（196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光纤专家，现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导师）较年长，体质较弱。还有吕良佐（“文革”前的留德学生），其余尚有青工马明训和丁克周，最后两位当时还是“单身贵族”呢！正当我们在“石峡”前一筹莫展时，我们的身后来了一位当地的农民，约莫30多岁，脚穿一双手工做的布鞋，他告诉我们“石峡”是过不去了！可就地翻山另走一条路。    在那个年代，大家头脑里常绷着“阶级斗争”的弦，我们既不认识他，也不知道路，何况天色已渐渐暗下来，我们商量后唯有同意由他带路。只见他腰一弯几步就上到旁边的陡峭的石坡上，我们每个人穿的是胶鞋，踩在石头上就打滑，站不稳脚跟。只能用木棍把石头上的薄冰敲掉一小块，够自己的脚站立，才能一步步的往上爬。我们爬得很慢，身后逐渐留下被剥去冰块的脚印。那位老乡不时远远地站住看着我们，哪一步不小心都会滚到沟里。我们好不容易来到山顶，风越来越大，开始飘起雪花。在这关键时刻老殷犯病了，他昏昏沉沉的迈不开步了，我们扶着他心急如焚。老乡一看有人走不动了，只好说要一个人陪他回农场报信，让我们先在山顶歇一会。天色越来越暗，我们把老殷扶着躺在一个背风的坡上，用两块麻袋盖在他的身上。山坡上四周除雪花夹着的呼呼风声，什么声音也听不到。我、吕良佐和小马守候在老殷的身旁，怕他睡着了发生意外，隔一会就轻轻地喊他一声，听着他轻声地“嗯”一声才放心。    我们来之前就听说山里有狼，在这荒野的山岗，真有点怕狼的出现！时间似乎凝固了，过得很慢，不知过了多久才听到远处有狗的叫声，我们终于等来了救星！农场派人打着手电跑步来到我们停留的地方。跑在前面的是所财务科工作的徐福堂，他身体强壮背着老殷，在前呼后拥的人用手电照明下，我们快步离开了山顶。路过小溪时老徐由于背着人，不好看路脚就踩在冰冷的水中蹚过。过了小溪看见一家农舍亮着灯光，便让老殷休息了一会，才逐渐缓过神来。回到农场后食堂的同志立刻端来热腾腾的饭菜，让大伙儿就餐。我们翻山大约花了4个多钟头。                          “劳动强度大 饮食花样多”    上世纪70年代初，全国的粮食和肉油都是定量供应的，连鸡蛋都很难买到。农场劳动强度大，如何改善大家的伙食，成了农场领导和食堂工作人员最急切的事。农场人员半年要大流动一次，尽管如此，几期下来也积累了不少改善伙食的经验……    “开荤”要钻“七步沟”。所谓“开荤”是指能吃上油水大一点肉制品。由于对农场的定量供应有限，我们只好向大自然“索取”了。当时我所的干部中有从延安时期的兵工厂来的，战争年代有造枪炮的经验。放到现在肯定是非法的。所里安排一个“老兵工”设计，由工厂进行机加工，不久果然造出一杆打铁砂的鸟枪。我在农场看到那杆试制品，对“老兵工”的设计水平，和工厂机加工的技术很是佩服！鸟枪造型美观，长长的枪筒闪着深蓝色的光芒，由于是单件生产，大多数零件靠钳工师傅手工锉出来的。木质枪托是由木模工张惠儒制作的，非常精致。这只枪由农场的负责人李兆祥控制，他和其他枪法好的常常带枪钻进“七步沟”，后来我们果然尝到了野鸡，野兔和獾等山珍野禽的美味。    不过，枪可不是闹着玩的。有一次胡炳儒（后来的光学设计专家，研究员）从李兆祥手里接过枪与老储一块去“七步沟”，老储负责在前面赶野鸡。火药和铁砂都上膛后，老胡一试，不响！他却找了根棍子去枪筒里捅，老储制止了他的鲁莽行为。闷闷不乐的老胡背着枪开始在后面慢慢走着。老储在前面一心一意在赶野鸡，走出不远，他不在意的回头瞅瞅老胡，这一看吓了一跳！只感到一只枪口在对着他！机灵的老储心想不好，立刻往前扑倒，只听头顶“轰”的一声巨响，老储很是纳闷，自己怎成了“野鸡”靶子？过了一会爬起来一看，身上棉衣穿了几个小洞，只觉背部隐隐着痛。但摸了摸没有事。而那位“肇事”的胡兄却看着手中的枪，傻呆呆地站在那里，嘴里还在不停地嘟啷：“枪咋就响了？”“咋就响了？”    枪到底不是从正规兵工厂造出的，你叫它响时它不响，不叫它响时它偏响。好在没出人身事故。     面条好吃自己“摇”。全农场共20余口人，一般主食是馒头和玉米饼，加上面片汤或玉米糊。农场周围菜地很少，蔬菜大多要靠西安运来。大家想吃臊子面就不那么容易了，吃一顿要十几斤，光揉面和擀面就很费劲。这时有人提议到老乡家去加工面条。原来离农场几里地一家农户有一台手摇的压面机，我们只要出一点加工费，请他们把面和好，我们自己摇压面机就可加工出来了。这到是一个好办法。不过只有天气不好，大家不出工时才去加工面条。有一次我和另外两个同事去加工面条。到了老乡家里，才发现压面机的个头可不小。原来这家伙不是电动的，而是人力摇的。带着摇轮的机头架在一个木槽的上方，机头装有进面的入口。面粉必须事先按重量配以适当的水和盐均匀和好。在老乡的指点下，接下去的活全靠我们三人了，其中一人负责把面团捏成一小块块的，然后送到机头的面团入口。转轮很沉，一个人难以持久工作，所以两个人面对面得站好，两双手握着摇柄顺时针的慢慢转动，面团从两个靠近的金属轮间隙中被挤压通过，机头的下方便慢慢出来一段宽宽的面皮带。我们一次约压15斤左右，工作很枯燥。大家都在数转的圈数，等加工完了，我们两条胳膊发酸，肚子咕噜噜了。到端上热腾腾的面条时，我感叹一声：“吃碗面真不容易！”     “包饺子”要上“韭菜坡”。所谓“韭菜坡”，其实是农场附近一面长满了野韭菜的山坡。有人发现后告诉了大家。一天下午收工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面坡下，一字排开从山脚往上走，边走边摘。有的人摘了一片叶子，放在嘴里一嚼，果然比买的家韭菜味道还要浓！当天晚上大家尝到了香喷喷的野韭菜馅饺子。农场除发现“韭菜坡”外，后来还发现了“野蒜坡”和“野黄花坡”……     吃“炒鸡蛋”“香椿芽”做配料。一天收工时，我和储立永谈笑着走在回农场的路上。抬头一看路边有一棵树长出嫩嫩的叶芽，我们仔细一辩认，不约而同的喊道：“香椿树”！树干比碗口粗些。老储叫我在树下等着，他光着脚丫子很快爬上去，摘下的香椿叶芽放在自己的背包中，一会儿装了大半书包。直到手够不着较远的树杈才罢休。回到农场立刻交给食堂，当晚我们吃上了香椿炒鸡蛋。那时农场并不养鸡，蛋是从老乡家收购来的。    吃香椿炒鸡蛋是有季节的，待树叶长老了就不能吃了。除香椿外，我们又发现了“野花椒”的灌木，就在路边上。吃碎花椒叶烙的饼可香了。                               砍树中漆毒  骑驴别南木    在一次砍柴中，我们不认识漆树，发现树干的断裂处流出粘稠的白色液体，尽管戴着手套，还是接触到手指上，而且不好洗净。当时大家并没有在意。两三天后，好几个人出现皮肤红肿。我则最为严重，连眼也睁不开了，身上腿上发痒，皮肤溃烂。农场负责人奚徐州（后曾任光机所党委书记）决定派人送我回西安治疗。由于我行走困难，农场从一老乡那里借了一头毛驴，由吴业银和张双平护送我下山，双平牵着毛驴，老吴则在我的身旁走着。一路上他俩给我说故事解闷。毛驴在崎岖的山路上一颠一跛地行走。我生平第一次骑毛驴，眼又睁不开，根本不知走的那条路，反正是到了据说是岐山县城的地方后，双平把毛驴牵回农场，老吴则送我乘长途汽车到了西安。住到西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皮肤科，住院治疗了一个多月才痊愈。    以后，我再也没有回过岐山“五七“农场。农场也由于地处交通不便的深山沟，只维持了几年的时间，后来迁移到了“灞桥”农场。